以黃澎孝「為什麼我以福澤諭吉來比擬曹興誠的『脫中』壯舉呢？」一文，延伸「文化傳承」與「文明選擇」

一、問題意識：文化傳統是否決定政治文明？

近年台灣公共討論中，「脫中」往往被理解為民族認同或地緣政治立場的表態。然而若從思想史的視角觀察，其實涉及一個更根本的問題：文化傳統是否必然決定一個社會的政治制度？抑或，一個社會可以在保留文化記憶與語言傳承的同時，重新選擇自身的政治文明方向？

黃文正是以此問題出發，其透過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澤諭吉在明治維新的大聲疾呼：「福澤諭吉當年提出『脫亞入歐』，並不是要日本拋棄亞洲文化，而是要改變文明的方向。」這一論點、試圖區分兩個常被混淆的層次：文化來源與政治文明。若依此理解，「脫中」並非單純的文化否定，而更接近一種政治文明的選擇。

二、歷史類比：從「脫亞入歐」理解文明轉向

福澤諭吉於1885年發表《脫亞論》，主張日本應脫離東亞舊秩序並學習西方制度文明。儘管該文在學界仍有不同解讀，但其象徵意義在於揭示一個重要命題：文化傳統與政治制度並不必然一致。

十九世紀的日本並未放棄語言、習俗與文化記憶，但卻大幅改變其法律制度與政治結構。這種歷史經驗說明，一個社會可以在維持文化延續的同時，重新選擇其文明方向。黃澎孝正是藉此歷史類比指出，台灣社會當前的政治選擇也可以被理解為一種文明轉向，而非文化斷裂。

三、文明耦合：文化與政治權力的結構關係

要理解這種轉向，仍須回到政治權力與文化之間的關係。義大利思想家葛蘭西（Antonio Francesco Gramsci）在其「文化霸權理論」指出，統治秩序之所以能長期維持，往往依賴文化與意識形態所提供的正當性，而非單純依靠強制力量。

法國哲學家阿爾都塞（Louis Pierre Althusser）進一步提出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」（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，簡稱 ISA）的概念，認為教育、家庭與媒體等制度會持續再生產對既有權力結構的認同。這些機制使政治權威得以在日常生活中被視為理所當然。

中國儒家思想原是一套倫理與哲學體系，但在帝制運作且透過科舉取仕，往往被重新詮釋為維持君臣秩序的意識形態。於是文化倫理與政治權威逐漸形成相互支撐的結構，使政治服從在文化層面獲得正當性。

四、公共性與政治生活：鄂蘭的觀點

政治哲學家漢娜·鄂蘭（Hannah Arendt） 在分析現代政治時曾指出，政治的本質在於公共領域中的行動與討論。當社會中的個體能夠以公民身份參與公共事務時，政治生活才真正存在。

若文化傳統被轉化為維持權威秩序的工具，公共討論的空間便會受到壓縮。政治生活於是被簡化為服從與統治的關係，而非公民共同決定公共事務的過程。從這個角度看，文化與政治之間的關係並非固定，而是取決於制度與歷史條件。

五、制度基因：中國與台灣的制度分流

在東亞政治發展的脈絡中，台灣與中國近年的制度差異格外顯著。經濟學家許成鋼提出「制度基因」，指出中國政治制度具有高度行政集權與社會控制的結構特徵。這種制度邏輯在歷史上具有相當強的延續性。

然而台灣在民主化之後逐漸形成另一種制度結構：多黨競爭、司法審查、媒體自由與公民社會逐漸成為政治生活的重要基礎。這種差異不僅體現在制度安排上，也逐漸形塑出不同的政治文化。

六、公民社會：托克維爾的民主觀

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（Alexis de Tocqueville） 在《民主在美國》中指出，民主制度之所以能持續運作，關鍵在於公民透過各種社團與組織積極參與公共事務。托克維爾稱之為「結社藝術」。

在台灣，這種公民參與近年甚至延伸至數位領域。例如公民科技社群 g0v（零時政府）透過開源協作與公共資料運用，使一般公民得以直接參與公共政策討論。當公共參與逐漸成為社會常態時，民主制度便不再只是選舉程序，而逐漸轉化為一種日常生活的政治文化。

七、重新理解「脫中」：公民認同的形成

因此，將台灣的「脫中」單純理解為文化否定或民族對立，實際上忽略其制度與文明層面的意義。政治學家安德森（Benedict Anderson）在《想像的共同體》中指出，民族認同本質上是一種歷史建構，而非單純的文化必然。

德國哲學家哈伯瑪斯（Jürgen Habermas）則提出「憲政愛國主義」概念，認為現代民主國家的認同是建立在對憲政制度（承諾民主憲法、自由民主原則）與公共價值（正義程序及人權價值）的認同，而非訴諸基於血緣、語言或共同文化等傳統民族國家。

若依此理解，台灣社會近年的變化更接近於一種以民主、法治與公民權利為核心的政治認同。文化傳統並未消失，但其意義正在被重新詮釋。

八、結語：

從歷史視野觀察，台灣今日的困境或許並非單純的國族政治，而是一場文明選擇。語言習俗可以共享，文化記憶可以延續；但政治制度與公共價值的形塑，仍必須仰賴當代社會的公民的集體選擇。

在東亞長久的帝制歷史，政治秩序往往以權威與服從為核心。然而在台灣這島嶼，從戒嚴到民主化、人民正逐漸嘗試建立另一種共同生活的方式：以公民討論取代單向命令，以制度約束權力，揚升「個體自由」的權利觀以包容社會的多元價值。

這條道路既不保證成功，更是多音吵雜、爭論不斷；但正由於這些爭論，一個社會逐漸學會如何成為「政治共同體」。若台灣的民主制度能夠持續深化，那麼它所提供的，也許不只是一個政治制度的範例，而是一種歷史可能性——在華語文化的世界裡，仍然可以孕育出一種以自由、公民與公共討論為核心的現代文明。

或許，這正是讓台灣被世界重新看見、看見文明轉型的深刻意義。

參考資料

福澤諭吉，《文明論概略》，九州出版社，2008。

葛蘭西，《獄中札記選》，人民出版社，2000。

阿爾都塞，《列寧與哲學及其他論文》，商務印書館，2001。

漢娜鄂蘭，《人的條件》，商周出版，1999。

托克維爾，《民主在美國》，左岸文化，2006。

安德森，《想像的共同體》，時報文化，1999。

哈伯瑪斯，《在事實與規範之間》，三聯書店，2003。

許成鋼，《制度基因：中國制度與極權主義制度的起源》，臺大出版中心，2024。

黃澎孝，〈為什麼我以福澤諭吉來比擬曹興誠的「脫中」壯舉〉，2024。